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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中国年轻人的东京故事 最好的朋友是个和尚

来源:未知 时间:2018-05-19 13:41



东京夜色

原标题:7个中国年轻人的东京故事:文身仍是黑社会象征 与日本和尚成了好朋友

12月,东京已进入初冬,上野公园里的红叶颤巍巍随风抖动,女学生们捂着齐脖的方格围巾,身着百褶短裙,光着双腿从公园里穿过。冬日里裸露着长腿的女孩是这座城市的标志之一,以至于日本其他地区的人们谈及此也会意味深长地说一声,

“因为那是东京啊。



看似矛盾的种种都被收纳其中,东京就是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一套自己的运行法则。

“你们喜欢这里吗?”我试着与几位学习、生活在此地的中国年轻人聊了聊他们与东京的故事,有关成长、野心、孤寂,还有爱情。



范浩宇和安妮

“在东京,文身仍然是黑社会的象征”

“每次来东京,我都会穿一双新鞋过来,怎么穿也不会脏”,坐在我对面的男孩范浩宇留着光头、穿红色帽衫,称自己为东北金链子+美日街头风的北京不良少年,而他身旁的爱人王安妮则接过话茬,“没错,在北京好包儿我都不舍得背,像这样的毛毛衣服也不敢穿。”

从小在北锣鼓巷长大的安妮于一年前来到东京学习时装商业,而范浩宇则关掉了他在鼓楼十年的服装店,也来到东京寻找新的机会。

两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毫不吝啬自己对这座都市的喜爱。时髦,这是他们对东京最直观的印象。自小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范浩宇对于日本的时尚行业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日本,原创设计品牌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即使是小众品牌也能找到自己的圈子和受众。不像国内,一种风格火了,就一窝蜂地去追。”

在日本,他们住在中野,常出没在新宿和原宿,“新宿就是西单,原宿就是鼓楼”,范浩宇如此类比这两个熟悉城市的商圈。尽管他们认同这座城市的不同层面,但仍然免不了困惑。“你说它包容吧,但有时候也不是。”

作为一名文身爱好者,范浩宇身上遍布着大面积的浮世绘风格的文身,尤其背上的那副,是在国外展会拿到过金奖的文身作品。但在日本人眼里,这仍然是黑社会的象征。 “只要你身上有文身,哪怕一丁点儿,温泉就甭想进,大众浴场也不一定让你进去。”夏天时,穿着背心露出胳膊上文身的他,甚至被一家餐厅要求披上外套才能继续用餐,这让这个鼓楼青年有些无奈。

如今,这对北京小夫妻已经做好了定居日本的计划,依旧会住在中野。在王安妮看来,中野意味着周末夜晚电车站前的醉汉,donki那热乎乎的烤白薯,还有mandarake里各色各样的玩具。而范浩宇则笑着说,“我要做中野之鬼!”(日语中“鬼”为褒义,表示很厉害)



杨世帆

最好的朋友是个日本和尚

沿着一条狭窄的下坡路,经过烧肉铺、小剧场、旧书店,看到威严的大隈讲堂,早稻田大学就到了。90后的杨世帆就在这里读研,研究的是江户思想,来东京一年多时间。

我们在小花园的咖啡馆内坐下。东京的冬天不那么冷,他留着平头、脸上几颗青春痘鼓动,黑风衣、帆布鞋,看上去有些拘谨,只有在聊到学术时,才会滔滔不绝。

即使是在日本,属于东洋哲学范围的江户思想也并非热门专业,而作为一个中国学生,来到日本跟随土田健次郎先生学习这样一门小众学科并非易事。在杨世帆眼里,研究江户时期朱子学的土田先生身上有种老派的优雅,这种庄严感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已经很难见到了。

也因为所学学科的关系,平时在院系里经常打照面的也都是研究儒家佛家道家思想的同学,甚至还有各地的和尚也来此学习,而杨世帆在这里最好的朋友,就是其中一位在此学习的和尚。

大学在国内学日语专业的他,在日本没有经历太多语言上的难关。但他也时常感到难以真正融入日本社会。日本社会在他眼中是“文明但压抑”,而中国社会则是有种粗野的美感。“很多人认为日本文化是学中国,但这是不对的,日本文化最内核的部分一直没有变。”他举例说道,“比如茶道,中国人追求的是好喝,也就是要抓住本质。而日本人追求的则是仪式感,它要你去感受。”

虽然像导师那样老一辈的人会抱怨如今日本的环境不好,但在东京,杨世帆仍能体味到这座城市的魅力。在这里,四季分明,春天有樱花,秋天有红叶,当地的食物和生活方式也会对照着季节流转而推出限定款。“东京的魅力是你住在这儿才能感受到的。”



张闲愁

“荒木经惟是老师的死对头”

仅仅用漂亮女孩定义张闲愁有些肤浅。我们在新宿一间商场的咖啡馆见面,一眼就从人群中找到了她。她身着一条中古连衣裙,短发梳在耳后,卷翘的刘海垂在额头,两道细细的眉毛机敏地露了出来。她坐在那些粉嫩嫩的日本女孩当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这个北京姑娘曾经是摄影师镜头下的模特,如今在东京一所大学学习摄影。在东京学摄影,听上去像是理所当然。荒木经惟、森山大道,那些名字如此熟悉。

“荒木经惟是我们老师的死对头”,她忍不住八卦。在这里,教授会更偏向于让学生去进行一个长期的摄影项目,有时这样一个项目会持续好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她自从来到东京,便开始进行着名为“一日剧场”的个人项目,通过自拍和拍摄东京生活的细节来呈现一个更为戏剧化的私人视角的东京。为了完成这样一个项目,她曾攀爬过居民楼,也曾到过情侣酒店。

和所有留学生一样,搬家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在日本,大多数留学生都是自己租房住,在东京租一间单身公寓的价格大概是78000日元,合人民币4500元。最远的时候,她曾搬到过埼玉,现在则长居中野区。

每到傍晚,她都会听到这座城市传出的报时钟声。在东京每个区的钟声都各不相同,在中野你会听到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旋律。“小学时候老妈给我买过这张CD,日本人把它唱成童谣《日落远山边》,这大概是每个住在这里的人内心深处的保留曲目吧。”



花花

老龄化城市的孤独症

少女花花是典型的邻家女孩,即使是头一次见面,也并不觉得拘束。我们在新宿的一间餐厅碰头,她身着红色棒球服,轻快地放下包落座,满脸都是毫无心事的笑容。

尽管来东京时间不长,但对于日本的生活她并不感到陌生。本科在国内学习日语的她此前一年都在大阪生活,直到2017年4月才进入东京的一所大学学习医疗经营管理,她选择学习的方向是老龄化。我有些诧异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她笑了笑,“入学考试时,老师看着我的专业一脸发懵,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可以锦上添花又能雪中送炭的学科,”她回我。“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为了应对各种老龄化问题,大到国家体制上,细到各行各业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去研究。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最近听说还有一种‘垃圾屋老人’的存在,”见我疑惑,她迅速在手机上用日文搜索近期的新闻。“有一类独身老人因为长期不扔垃圾,全都堆在家里,他们就和垃圾一起生活,”说着,她给我展示图片。画面上,一个面积不大的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塑料袋、食品包装袋、纸箱和瓶瓶罐罐等杂物。

“这要在中国肯定不可能,你不扔垃圾,亲戚朋友们会说你,但在日本就不一样。他们包容心很强,但又和人保持距离,只要你不影响他人,他们就不会去管你。”

花花还聊到了关于东京的另一种“包容”,时髦的生活和孤独症的内心并存。这里卧轨自杀相当常见,以至于每每有人卧轨后,地铁暂时瘫痪引发的员工迟到也不会被公司纳入考勤。



靳彤

日本人也吃惊的行为艺术

当我走进上野地铁站内的Hard Rock Café时,靳彤已经坐在角落里,在一群老外当中,她看上去稍显柔弱。她微眯着眼朝我打招呼,让我以为已经灌下不少酒精,实际上喝的不过是果汁。第二天她就要举办一个小型展览,为了以最低的价格买布展材料,她这一天从住所的郊区跑遍了新宿、池袋和上野。

靳彤是骨子里的艺术家,这一点即使你没有看过她的画和行为艺术,也能从她眼神中得到讯息。“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她总是如此强调。我看着她的画,上面是一张模糊的面孔上布满了眼睛,色彩也带着吃人的魔力,足以让人不适。

这让人想起了一些风格类似的日本画家,比如伊藤润二,一种带有强烈亚洲风格的恐怖美。“你觉得自己的艺术在日本能得到更多认同感吗?”“我觉得应该是吧”,她淡淡回我。

在她眼中,东京是一个对亚文化和小众艺术十分包容的城市。在这里无论你打扮得多奇怪,也无论你是做实验电子乐、还是行为艺术都能在此找到一小撮同类。在一次展览上,靳彤用墨汁完成了一场实验。她站立在一小盆墨汁当中,以此为界将自己禁锢在这一小块空间,试图用踢、踏、泼、溅等方式去搅动墨汁,从而形成互动。是大胆,也是反叛,那天她记得自己的表现让围观的日本人大为吃惊。毕竟大多数日本人的日常就是克制。

在东京,她花了大量时间看展览、看摇滚乐现场演出和实验演剧。夜晚偶尔会去浅草散步,那里有难得的安静氛围。她想象着毕业后能留在日本成为一名艺术家。“在东京做艺术家难吗?”她依旧眼神迷离,嘴角带着些不屑,“在哪里做艺术家不难呢?”她像是在反问我,又像是再一次在心里说服自己。



赵飞和日本友人

“3000元人民币,我和日本人拍了部电影”

对赵飞来说,留学就像旅行一样,有种说走就走的冲动。几乎没有过多考虑,他就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在那儿他是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经理,而现在的他坐在池袋的一间餐厅,身着深灰色毛衣、蓝色衬衫、身旁放着顶鸭舌帽,活脱脱一副少年面貌。见面时,他正计划在几个月后开始学习电影。

来东京的这一年多时间,在学语言的间隙,他不仅热衷于在东京的电影社团间活动,也在2017年夏天拍摄了自己第一部短片《鼻子》。

让人想不到的是,来日本时间并不算长的赵飞居然用日文写下了剧本,演员也大部分是日本人,拍摄仅用了一天时间,成本为3000元人民币。他笑称自己是用交互设计思维来拍的这部电影,在影片拍摄之前,他就花了大量时间画好了106个分镜,而在拍摄时,几乎是严格按照分镜执行。“据我所知,像我这么拍摄的只有希区柯克,”说这话时他有些腼腆。

短片由芥川龙之介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男主角的扮演者是赵飞所在语言学校的老师,“他平时特别内向,大家都想不到他会来演戏。但我觉得他内心的活动特别丰富。”电影如同造梦,不仅为日语老师带来了新世界,也为赵飞打开了新生活。因为来东京留学,过往的秩序被打破,才有可能为生活填塞进不同的内容物。

一个中国人跑来日本学电影,这让很多日本人也讶异。总能听到电影工作者劝他,“日本电影在走下坡路,中国电影正在向上……为什么还要来日本学电影呢?”对于这一点,他常常觉得难以解释,“假如还是在北京上班的话,可能我不会做这些事情,也就没有这些经历。把自己扔到一个新环境里,很多事就自然发生了。”

在东京,他深爱着街巷里的小居酒屋,在住所附近一间只有4个座位的居酒屋里,70岁的老奶奶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开店。这里没有菜单,老板做什么客人就吃什么,但她会记住客人的喜好。

这一幕好似热门剧《深夜食堂》,但赵飞说,这在日本好像却很平常。“老板奶奶会给常客准备专用的餐具,盒子上会写上我的名字和第一次来的日期。”